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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大外交》

Sunday, August 17th, 2014

一、

在《大外交》这本书的发布会上,基辛格向媒体介绍这本书的主旨时,讲到美国人的世界观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外交政策的:

「美国人总是认为,全世界的人本性对正义的态度都一样,那些和美国对民主和自由看法不一的人,都是只是因为受了一时的蒙蔽才会站在美国的对立面。仿佛你要是把一个外国领导人带到美国来,带着他亲眼看看美国普通中产阶级的生活,他就会衷心赞赏美国价值观了似的。这让我想起来我的一个美国朋友,他坚信世界上没有英国口音这回事,英国口音都是英国人故意装出来气美国人的。如果你半夜潜入一个英国人家里,在他完全没有防备的时候把他忽然叫醒,他就会像个正常人一样好好说话了。」

人们常常忘记——别的国家忘记是因为他们从无这种经验,美国人自己忘记是因为它融入血液从而不需要特别记起——美国孤悬海外,历史上的内忧外患远远少于别的民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使得美国人倾向于认为和平是一种默认的状态,如果不被邪恶的势力所打破,本来是可以自动得到维持的。而对待邪恶的势力不外乎有两种方式:要么感化它,要么征服它。美国人通常两者都会尝试,其目的是设法让人人都走上美国价值观所展现的康庄大道,然后天下就会太平无事。「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有战争」一直是美国传统信念的一部分,虽然它完全没有历史事实的支持。

与此形成鲜明对立的则是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列强们,在那里每个国家都有一部血泪斑斑的自强史。法国从黎塞留执政时开始就使出浑身解数防止自己被东侧的强敌征服,德国要到俾斯麦的时代才从一盘散沙中勉强自立起来,而英国则念兹在兹不忘防止海峡对岸的低地小国落入任何一个欧陆强权的控制从而威胁到自己。沙俄虽然地域辽阔,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反而更强,始终在全力扩张和节节败退之间反复摆荡。一部欧洲近现代史就是这几个大国之间折冲樽俎合纵连横的丛林斗争史,无怪乎十九世纪的英国首相帕默斯顿会说出「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名言来。

于是当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正式登上国际舞台之后,它和欧洲国家的观念之扞格不入,一度到了彼此都认为对方不可理喻的程度。美国怀着自认为人类历史上特殊角色的真诚自信,致力于承担起保卫和拓展自由社会的崇高使命。欧洲诸国从自身经验出发,坚信每个国家的自身利益高于抽象的道德标准,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张力会形成动态的均势,从而实质上有助于和平。有趣的是,双方的信念都带来过荒谬的结果:欧洲诸国全力追求均势外交的结果是把自己拖入两次世界大战,文明几乎毁于一旦。美国张扬普世价值的决心让它把自己卷入地球另一侧东南亚丛林里的一场内战里,几十万子弟兵埋骨他乡,还让自己陷入了全国性的歇斯底里和精神分裂。但信念之所以为信念,就是因为它并不反映逻辑,而是反映性格。基辛格这本书的绝大部分篇幅都在讨论这两种不同的民族性格是如何左右了历史的进程。他在评论冷战初期的美法关系时说到:

「归根结底,问题乃是国家和国家为什么要合作。以美国的观点,所有合乎理性的人到头来都应该得到相同的结论,因此共同目标多少被视作理所当然,而重点在于以何种机制去执行,促成最终的和谐。欧洲的做法来自长久以来各国利害交互冲突的历史,调和这些利益就成了欧洲外交的本质。欧洲领袖视和谐为必须逐案检讨的东西,要借助政治家精细的动作来平衡。」

基辛格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叙述从二战末期到冷战初期的这十年间,国际政治的要角们——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丘吉尔、斯大林、戴高乐和阿登纳——是如何在彼此充满误解和冲突的过程中跌跌撞撞地形塑出战后世界格局的。这也是我觉得全书带来新知最多的部分,因为它生动地揭示了历史中偶然性和必然性微妙的平衡,让人忍不住思考今日世界其实本来还有可能是什么样子。这问题当然在任何时代都可以问,但在这一段问出来似乎是最发人深省的。

二、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似乎两者兼而有之。传统儒家文化确实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是国家行为的一个重要维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个人的行为伦理则完全可以放大为国家民族的相处之道。所以孟子会说春秋无义战,上可以伐下,而彼此不能相征。即使在今天,官方的外交话语也常常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不承认各国对同一争端的不同看法可能都有道理,而是一定存在一个唯一的「正确」立场(不消说,当然就是中国自己的立场),只要各国都以合乎正确道理的方式看待问题,天下自然相安无事。——虽然中国和美国在绝大多数问题上立场相反,但这种思维方式实质上如出一辙,只不过各自价值观的具体内容不同罢了。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里国际地位都同十九世纪的美国相仿佛,而真正体会到欧洲诸国日日与邻国亦敌亦友和战相间的经验,不过是近一二百年以来的事。

但这一二百年来的经历又如此惨痛,以至于许多中国人在内心深处一变而成为彻底的道德虚无主义者,虽然未必宣之于口,但事实上更愿意坚信国际社会中强权即是公理,一切正义口号都是国家利益的幌子。他们的信念扎根如此之深,以至于已经不能相信这世界上竟然有人并不这样想。如果这些人听到美国总统威尔逊口中被后世称为威尔逊主义的理想观念:

「判断美国与他国之间的纠纷只有一个可能的标准,而此标准涉及两项因素:我们本身的荣誉及我们对世界和平的义务。」「由于我们要求依据我们所信奉的权利和自由原则,不受干扰地发展和管理自己的生活,因此我们厌恶本身不屑于为的侵略行为,不论它来自何方。」

或者如杜鲁门所说:

「我们不会索取别人的领土,也没有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我们不会索取任何我们自己不愿赋予他人的特权。」

或者如肯尼迪所说:

「我国人民曾经为这些权利奋斗不已,今天我们也要承诺在国内和全世界保护这些权利。我们要让每个国家不分敌友都知道,我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来确保自由的生存与胜利。」

他们一定认为这是赤裸裸的谎言,要么是天真,要么是虚伪,特别是对照美国实际上许多所作所为来看更是如此。而如果他们听到老罗斯福——他被基辛格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像欧洲人而不像美国人的总统——的话:

「对于威尔逊那样信任流于空谈的和约、不能实现的诺言,却没有有效的武力作为后盾,我感到十分厌恶。在外交政策上有腓特烈大帝或者俾斯麦的传统,比以威尔逊的态度作为国家永久的方针,对国家和世界都好得太多。」「缺乏武力的正义,与没有正义的武力一样坏,甚至更坏。」

或者如这一脉现实主义政治的远祖黎赛留在《政治证言》中所说的:

「就国事而言,有权力者才有权利,弱者只能顺应强者的意见。」

这些人一定会引为知己,认为这才是强权的真正心声。这种世界观当然有其好处,因为它无需为道德感陷入挣扎,而以自身利益为导向则成为理直气壮的事。它也无需相信别人的善意,因为所谓善意完全可能反而是最为彻底的恶意的伪装。这样的逻辑几乎不可证伪,因为一切反面论点都会显得像是过于幼稚,简直不值一驳。

但是正如基辛格在书中指出的那样,对他人世界观的误解,哪怕是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方向的误解,也会带来悲剧的结果。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双方的区别并不在于善良与邪恶或者软弱与坚强的程度,而更像是两个棋手在遵循完全不同的行棋规则对弈,并且都以为对方和自己下的是同一种棋。它的危险是相互的,并且很难说对哪一方的危险更大。

而且事实上,完全道德虚无主义的逻辑也不像它看起来的那样自圆其说。如果国家强大就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和服从,一直以来中国都应该格外尊敬和服从美国才对。如果中国人真的相信强权就是公理,为什么他们不在 1937 年就彻底投降日本呢?

三、

有趣的是,作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大师的基辛格,在书中却格外赞扬了两位完全秉持理想主义作风的美国总统:小罗斯福与里根。两人的成就有类似之处:小罗斯福总统在美国格外消沉气馁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挺身而出,带领国家赢得了战争和战后几十年的国际领袖地位。里根则是在冷战对峙最尖锐的时刻决定领导美国正面应战,几乎是以硬碰硬的方式把苏联逼向崩溃的边缘。但两人最伟大之处都不仅仅在于取得胜利本身,而在于他们能够站在时代的前端,预见到历史的潮流,自信冷静地坚持理念,利用超卓的个人魅力耐心地引领人民团结起来跟随自己前进。大多数领导人无论多么权倾一时,在这一标准面前都难免败下阵来。

但胜利未必能够简单归因于个人及其理念。历史的复杂之处在于它没有对照实验,因此因果关系只能假说而无法验证。以冷战为例,尽管通行的看法是美国获得了胜利,但这胜利在多大程度上是里根和他的意识形态强硬路线的后果?也许苏联的扩张政策无论如何都会导致自我崩溃,只是碰巧被里根赶上了好时机?基辛格虽然对里根大为赞赏(即使里根事实上一手扭转了尼克松和基辛格大力推动的对苏缓和政策),但他也认为如果里根早十年上台,其理想主义可能根本没有用武之地。这问题同样适用于里根之前的所有其他领导人。甚至冷战本身——虽然由于人们已经如此习惯它,容易觉得它的存在有不言自明的道理——也可以成为追问的对象。也许美国坐视冷战开端导致几十年的尖锐对峙,本身其实就已经是失败了?丘吉尔就认为,应当在战争甫告结束,苏联立足未稳时就和苏联展开政治谈判,全力压缩其势力范围,不让东欧国家落入其手中。但他领导的英国无力单独向苏联施压,而有能力的罗斯福又完全无意玩这一套典型的欧式地缘政治把戏。其结果是苏联成为二战的最大受益者,而冷战终于不能避免。

在基辛格看来,这是理想主义观念无视政治现实的恶果的一个例证。但他也公允地评论到:

「丘吉尔的地缘政治分析远比罗斯福正确,不过,罗斯福不愿以地缘政治条件看待世局,本就是促成美国参战,并使它能维护自由大业的同一个理想主义的另一面。假如罗斯福遵从了丘吉尔的方案,他固然有可能增强美国的谈判地位,但也可能根本就削弱了美国抵抗冲突的能力。」

换言之,美国的观念虽然未必总能给它带来实际的好处。但若非如此,则美国本来也不会成为今日之美国。历史虽然不能简单的以成败论英雄,但昔日欧陆诸国日薄西山,而美国成为冷战结束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终究是不争的事实。

新的国际秩序事实上更像是一百年前的欧洲的放大版。在全书的最后一章里,基辛格正确地预言到冷战后的世界局势。新兴国家遍布全球,其分歧和争端远较当日欧洲国家之间为深刻。美国虽然独大,但它调动资源的能力占全球政治能量的比重其实反而弱于冷战时代。更重要的是,因为缺乏明确的敌我关系,各个国家共同维护和平的决心和意志力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战争的风险不是减小了,而是放大了。

基辛格对此开出的对策是呼吁各国冷静地判断如何维护均势,进而保卫和平,向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协调时期学习,而不要重蹈其后来的覆辙。对于美国来说,这就意味着要克服自己的意识形态观念,以更现实的目光理解世界。他说:

「美国的经验鼓舞美国人相信,美国是唯一无可撼动的强国,仅凭意识形态就能无往而不利。在后冷战的世界里,这种态度会使无知变为自恋。当美国既不能主宰世界又不能脱离世界,当美国十分强盛又十分脆弱之时,美国势必不能放弃让它之所以伟大的理想,但它也不应该妄自以为无所不能,而破坏了美国的伟大。」

然而维护均势的前提是各方都正确理解(虽然未必认同)对手的意图,而这往往是最不容易做到的部分,因为它不只关乎判断力,更关乎跳出自己熟悉的视角去理解世界的能力。基辛格在书中讨论了朝鲜战争(这一场战争在他后来的《论中国》一书中得到了更细致的分析),指出如果不是中美双方都严重误判了对方的战略,这一不幸的冲突(对北朝鲜人民来说尤其不幸)本来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走向和结局。二十世纪的其余几次重大的悲剧多半也是如此。

这本书写于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二十年后的今天,国际局势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基辛格的预言。总结历史已经足以让人悲观了,展望未来的时候基辛格试图保持乐观,但他有理由乐观么?

读书笔记:《Hard Choices》

Wednesday, July 23rd, 2014

一、

在希拉里刚刚离开国务卿职务的时候,我读到了一则媒体上的评论,大意是:「是的,她是个成功的国务卿,赢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和国际舆论好评。但是她是个伟大的国务卿么?可以和美国现代历史上最好的那些国务卿们——马歇尔、艾奇逊、基辛格——相提并论么?」

基辛格的回忆录碰巧是我最喜欢的书籍之一。把希拉里和基辛格做个对比会很有意思:他们都被广泛看做他们所处的时代最好的外交家之一,都在国务卿任内累计了巨大的政治声望,以至于民意支持度远高于他们所服务的总统。他们在任期内都面临着对美国并不算有利的国际局势,有一个意识形态同美国针锋相对的强大对手迅速崛起,对美国在全球每个角落都构成战略性的威胁。他们都继承了不受欢迎的战争,又不得不盱衡局势苦心支持这场战争以便体面地结束它。他们都倾向于把全球战略看做互相联动的棋局(这在美国政坛并不是主流的思维方式,基辛格无数次抱怨过美国的官僚体系的运作方式有多么不适应和不喜欢他的观念),小心翼翼地伸展美国的全球触角,以便在处于下风时重新平衡局势以维持国际事务的主导权。他们都被美国国内的反对者恶毒地攻击着,这种攻击贯穿他们的职业生涯始终,但他们都挺过来了。

但他们之间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基辛格不想(也没有资格)选总统,而希拉里想。

这使得他们的回忆录读起来完全是两种风味。基辛格的回忆录是一个哲人隐退后的沉思,那里有生动的花絮和尖锐的批判,有个人深痛的反省,也有即是当局者又是旁观者的超然思考,读起来仿佛是在和一位年迈的智者谈心一样。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它的原因。

而希拉里的回忆录则是一本厚达六百多页的选举文宣。这并不是说它肤浅——那里面有的是关于今日世界局势的深刻讨论——而是说它每一行字句都经过审慎的计算,以确保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负面效果。其结果是它如此平淡寡味,简直像是中学教科书一般让人昏昏欲睡。当然也有例外,譬如关于陈律师或关于班加西恐怖袭击的章节,但那是因为这些事件本身戏剧性十足,无论怎么叙述都自有其紧张感。除此之外,它实在是很难带来任何阅读上的快乐。亚马逊上这本书得到了几乎是一边倒的差评,并不是偶然的。

二、

希拉里本人在新书巡回发布会中接受了一系列采访。在我看来,听这些采访通常比看书本身更有意思。这并不是因为采访者往往乐于询问花边部分——事实上,即使是听采访中关于外交政策的严肃讨论也比看这本书本身效果更好。

这是希拉里的本人特质所决定的。她是一个极出色的谈话者,知识广博,立场明晰,逻辑严密,表达准确,姿态松弛。即使不同意她的观点,听她谈论国际事务(或任何其他严肃事务)也会让人很难不对她油然而生敬意。她在国际外交舞台上饱受敬重,这恐怕也是个重要的原因。

但另一方面,和基辛格不同,她并不是个深刻的思想者,并未为世界贡献出任何革命性的观念或架构。这从她的书和演讲中都能看得出来,而读书时这种感觉尤为清晰。这本书以地区分章节,每一章都讨论了那个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和美国的相应政策,但没有任何一章让人读后觉得她在那个地区留下了属于她自己的印记。那其中唯一可称得上是外交胜利的是缅甸的开放,但即使那一章也让人觉得,她与其说是革命的推动者,不如说是旁观者。是丹瑞的主动退位和吴登盛的大胆改革根本性地改变了缅甸,而希拉里(乃至昂山素季)都只是抓住了机会玉成其事而已。至于其余的章节,无论是中东、中亚、欧洲、拉美还是亚太,都以困难始,以困难终。她出色地执行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敏锐地抓住一切对美国有力的因素勉力维持住了局面,但很难说人们会为什么而铭记她。

这并不是她的缺点,她本来就是一名行动家而非谋略家。她手腕老道,经验丰富,眼界开阔,特别是她对新技术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作用的了解远胜同侪。很难在这本书里找到任何薄弱的环节,但掩卷之余还是会让人觉得遗憾。她及格了,而想要名垂青史的话,及格是远远不够的。

三、

希拉里从不掩饰她的强硬对华立场,以及这立场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和基辛格相比,她在这一点上反而更像一个共和党人。基辛格并不喜欢中国的意识形态,但他对地缘政治谋略(以及中国在其中扮演的关键性角色)的热爱远远压倒了他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厌恶。希拉里则截然不同。她在书中直率地谈论中国外交领域的若干领导人,其口气颇为类似于基辛格谈论其笔下的克里姆林宫。在基辛格看来,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们过高估计了自己手里的牌,野心超过了能力。希拉里虽未明言,字里行间的看法也是如此。

她当然不只是简单地「反华」。她不止一次提及她对戴秉国的好感。戴在一次私人交谈中向她出示了自己孙女的照片,对她说:「This is what we’re in it for.」让她深受感动。(作为对照的是,陈律师在她笔下则活像一名小丑。)但她总的态度是冷静的:

「中美关系仍然充满挑战。我们是两个庞大复杂的国家,历史、政治和观念都截然不同,而经济和未来又深深纠缠在一起。我们的关系不能简单归类为敌人或朋友,恐怕永远都是这样。我们是在没有航标的水域行驶,要保持航线避开浅滩和漩涡既需要方针也需要灵活性,才能频繁调整航向,这有时需要付出痛苦的代价。如果我们挺进得太急,也许会危及彼此。如果我们太过妥协,另一方又会得寸进尺。我们在考量所有这些因素的同时,也许又会忽略对方也有他们自己的压力和责任。我们双方循着外交前辈们弥合误解和利益鸿沟的勇敢榜样走得越远,我们就越有机会取得进步。」

但毫无疑问,在中国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历史趋势面前,她所能做的选择事实上相当有限。她面对的并不只是一两个她未必欣赏的政治家,而是超过十亿雄心勃勃的人民和他们向美国所投去的复杂目光。冷战不是因马歇尔和艾奇逊而开启,克里姆林宫的衰老也并非基辛格的功劳,而是历史本身的深刻脉动使然。中美竞合之于希拉里也是如此。

这周一希拉里来到公司里座谈并推销这本书,回答了不少同事的提问。如果我在现场,我大概会向她问出下面的问题:

「作为一名在中国和美国接受教育,目前正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我的生活的每个层面都依赖于中美两国的和平共处和共同繁荣。在您看来,这个局面能够维持多久?我们会在二十一世纪见到新的世界大战么?」

我想我能猜到她会给出的官样答案,但我非常好奇的是,她内心深处真实的回答是怎样的。

读书笔记:《自由的老虎》

Sunday, May 18th, 2014

这本书上线的时候玑衡自己写了一篇,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作者后来有修订):

「我永远记得,2010年五月的周末,普林斯顿美术馆的刘馆员(Cary Liu)带我去地下仓库看库藏。离故国千里之外,一个中国人把几十幅艾略特捐赠的书法一一挂在另一个中国人面前:王羲之、黄庭坚、赵孟頫、文征明……这颠覆了我对书法固有的印象:我总以为我只能在昏暗的房间里才看得到这些千百年的古迹,在玻璃柜后面,监视器闪着红光,人挤着人……而现在,这些古老的宣纸离得那么近,近得能听到纸的呼吸,“能摸吗?”“不要摸有字的地方。”于是我摸了摸王羲之的宣纸……王羲之活了,似乎昨天才在这宣纸上写完字,挂出来给朋友看。」

「在那个时候,或者更早一点,眼泪掉了下来,因为我突然想起来自己是谁。我想起来无数个炎炎夏日,我正在完成暑假作业:电风扇下,磨着廉价的臭墨水,用着不断掉毛的毛笔,垫着昨天的新民晚报,在晕墨的宣纸上颤抖着手腕临摹王羲之。」

像她的所有文章一样,这篇文章一贴出来就遇到了相当两极化的评价。上面引的这段话遭受了尤其尖刻的批评。批评的人(正确地)指出:首先,普林斯顿美术馆所藏的并非王羲之真迹;其次,王羲之的时代没有宣纸;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听到纸的呼吸」「磨着廉价的臭墨水」云云,这些意象都实在太肉麻,太做作了。

我同意这些批评。但我还是觉得这文章写得不错,正如我觉得她大部分文章都写得不错一样。

这是因为在我看来,上面这些批评虽然成立,但它们并不是厌恶玑衡的文章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结果。如果一个人已经讨厌她的文章了,那所有这些缺陷和硬伤看起来都是绝好的挖苦题材——它们的确是。但是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呢?

我想起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写的文字——不是文章,就只是文字,因为还常常在为好几页纸里只有一两段还能看而发愁。我记得我把它们写在印着学校台头的红栏稿纸上,用潦草不堪的只有自己勉强能认出来的字体写,时常大段大段地划掉重来。没有电脑(年龄暴露),写完了如果要给别人看,就还得誊写一遍。我甚至还依稀记得当时的教室和座位,屋顶的吊扇和窗外的篮球场——要不是没有「臭墨水」,这简直看起来像是向玑衡致敬了——以及写完了之后敝帚自珍的心情。重要的是,我还记得我面对笔下的文字和内心想写出的文字之间的巨大鸿沟时心里的紧张、兴奋、惶恐和无奈。我像是沙漠上徒劳的跋涉者,隐约能看到远方浮现出目的地,却不知道怎么到达那里。我觉得我好象知道我想要写成什么样,写出来却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玑衡今天的文章就是当时的我模模糊糊所想要写出的样子。

要说出玑衡体的缺点并不难。它太强调情感的渲染,试图通过精心的材料取舍来为生活蒙上一层诗化的外衣,一旦控制不好就会偏于矫情。它强烈依赖于高超的谋篇布局和多线索前后照应的能力,这既给她的文章带来酣畅的阅读快乐,也不可避免地让它显得过于精致和戏剧性,从而削弱了真实感。它的浪漫色彩是如此浓郁,以至于当她笔底袒露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同读者不尽然一致的时候——这样的时候总是难免的,或者简直说是司空见惯的——它就会自然而然激起情感上的排斥。她的文字越有效,这排斥就越剧烈。

可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文章这回事。玑衡也不是莫扎特或者菲茨杰拉德,她只是个学数学的小姑娘而已。

我后来并没能把文章写成我想要的样子。它们总是哪里不够好,完全自我局限地不好。后来偶尔写得好些了,那些年轻时才有的真诚勇敢的冲动和勇气又无可挽回的一去不返了。如果我能早点看到玑衡的文章,我能写得好点么?我不知道。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玑衡体的评论完全是主观的。我确实希望我写出过这样的文章。是的,她写下的文字间或幼稚、轻浮、做作、自恋,正如每个掌握或者想要掌握写作奥秘的年轻人一样。但她笔下远不只有这些——她精细幽微地写人生的茫然、困顿和沉实的成长。她操控着合适的历史画框,带着读者眺望那些不寻常的,偶尔被忘却或忽视的尺度下的景色。她大大方方地写,理直气壮地写,从心所欲地写。她精心选择她想要呈现的世界的某些侧面,有些人会被她的选择所冒犯到,但她的责任只是按照她的(偶尔有些俗气的)意图描摹她心目中有意思的图画而已。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那是某种令人屏息赞叹的美,但有人会。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有玑衡的文章存在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骄傲。尽管我知道,这个评价实在是太有争议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