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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赞许那些一边哭泣一边追求着的人

Sunday, December 31st, 2017

这是对淡豹的演讲《我没有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时代》的感想。


一、

淡豹说,在今天的社会里,对工作的厌弃已经成为了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到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奢侈,大多数人只是在忍受它的苦痛,消耗着自己的生命和精神的健康以换取对物质的追求。

但这里有必要展开一点细节上的辨析。这个结构上的困难是哪里来的?是外在强加的,是不合理的制度环境导致的,还是有某种作为现代社会来说本质性的原因?它是可以被克服或者推翻的吗?

和一个北大的保安(也就是淡豹讲的故事的主人公)的境遇相比,处于另一个极端的恐怕是他所服务的那些学生们。他们中间有不少出身于优渥的家庭,在北大念书毕业后,会去百度或者普华永道或者麦肯锡找到一份年薪至少是六位数的职位。看起来,他们很像是保安所羡慕的那些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

但仔细想想就知道并非如此。事实上,跟一个大多数时间其实被无所事事所占满的保安相比(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保安是份悠闲的工作,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带有折磨性的无所事事),一个在西二旗工作的码农或者金融街工作的分析师的工作性质其实反而更像是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所描绘的那个工人,在一架庞大的机器旁边熟练而空洞地拧着螺丝。即使是在听起来特别有时代感的领域里,比如在从事人工智能研发或者为生物工程产业提供咨询服务的岗位上,也只有极少数人在极少数时间里能够偶然得以真正发挥出自己的创造性。绝大多数劳动即使不是完全白费功夫,也至少是刻板和无聊的。

这样说当然不是以何不食肉糜的态度把保安的生活困境同白领混为一谈。但抛开现实物质回报不论,他们所面临的意义上的匮乏是一回事:我们这个时代并不需要这么多创造性。

这听起来有点讽刺,因为我们的时代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依赖创新的时代。这是对的,但并不能简单地把两者混为一谈。在亚里士多德的年代,创造就意味着动手去做出一个什么东西来(所以 art 和 artifact 是同一个字根),任何人都有同样的权利和地位去创造,只要他心里有什么东西值得被做出来。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社会并不依赖一个手艺人的创造力,创新要通过大型系统和架构来实现,让关键性的想法能够最大程度最有效率地动员出尽可能多的资源。我们的社会体制不支持七十亿人的创造力同时奔涌。事实上,大概一亿人也支持不了。

在这个体系里,绝大多数人的角色并非贡献,只是供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社会公平的命题。

二、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身边的几乎每个朋友都或多或少问过我关于比特币的问题,往往是非常初等的问题。

这有点奇怪,因为比特币已经诞生了有将近十年之久,差不多跟智能手机同龄,但今天没有人还会好奇地问智能手机是什么。一个省事的解释是比特币没有像智能手机一样进入千家万户,可是反过来想,拥有一部智能手机并不会让人暴富,人们对比特币的求知欲应该成百上千倍更高才对。

我觉得更本质的原因在于,比特币首先是一种知识,而知识在今天的信息网络里的传播速度正在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低效。

我们每天都在被信息洪流所冲刷着。但几乎所有这些头条、十万加、长微博,所讨论的问题都具有同样的特征:关于观念而非数据,定性而非定量,故事性凌驾于技术性之上。我称这类问题为「出租车问题」,因为它们基本上就是你在北京出租车上会跟司机聊到的那些问题。你们可以滔滔不绝地聊上很久,旁征博引,多层次多角度深入交换意见,仿佛给彼此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但下车后并没有得到任何长进。

今天在互联网上搜一下比特币,你能看到的也全是这类文章。比特币是庞氏骗局吗?各国能容忍比特币挑战金融秩序吗?比特币会崩盘吗?比特币分岔背后的秘密是什么?比特币挖矿消耗能源合理吗?如何看待美联储关于比特币的发言?它们看起来干货满满,很像是知识,但它们不是。

知识是这些东西的反面。知识是定量的,客观的,关于数据而非观念的,是技术性而非故事性的。知识是一切创造活动的基础。但知识天生在信息流里不具有竞争力。信息流的基本原理是让人们得以在不断的翻滚屏幕之中用自己的生命消耗来换取微量的多巴胺,但吸收知识是痛苦的事。

2017 年是整个网络被信息流化的一年。我自己受到的最大触动发生于我发现地图软件里也开始提供文章信息流的一刻。我能想象出产品经理的逻辑:地图拥有大量个人出行信息,足以对用户做出基于大数据的画像,提供订制文章。在微观上这是合情合理的事。

但宏观上看这简直荒谬绝伦。一个地图软件!连它也要来蚕食我剩下的本可以用来发呆、沉思、抬头看花和云彩的时间吗?

三、

淡豹引述了麦金泰尔的美德伦理学,说:

这也是一种利益,但它更多地是人在对于优秀、对于优异、对于杰出的追求中,所发现的一种具体的善。这种善和这种实践之间有着直接的、不能被替代的具体的对应关系。比如说,在国际象棋中,对于战略的思考或者分析技巧会特别重要。在足球之间可能是和队友的高度配合、对其他人行为的理解、准确的判断力和决断力、对于体能有效充分的使用……这些极其重要,麦金泰尔说,这些努力将会对这种实践形式有贡献。

通过你对于这种善好的追求,足球和国际象棋,都将会因为你的努力而成为更伟大的艺术形式,成为更好的、更丰富的艺术。

类似的还有写作,也会是更好的艺术。研究人类学或者是批判性的社会科,你如果追求这种善好,你就会对于多元化的价值做出贡献,它可以帮助我们用知识和好奇心去更好地理解其他的生活方式,帮我们把社会变得更平等、更公平,去提供更丰富的或是更新的认知路径。

这很好,但「对于优秀和杰出的追求」恐怕陈义过高。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可以去追求优秀和杰出的领域。事实上,大部分人的苦痛的根源之一,恐怕正来自于从小就被要求去追求优秀和杰出,却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才能不足以支撑这种追求。麦金泰尔那个国际象棋的比喻的问题在于,对大多数人来说,让自己的努力对国际象棋这种形式有所贡献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所以他们除了名利之外,其实别无选择。

但这里有没有别的值得追求的东西呢?

这周我日本中部的山村里滑雪。日本的粉雪天下知名,雪面和空气之间几乎没有清晰的界限。雪板穿行在其中,其实是切在雪中滑过,像是踩在云上一般。如果碰到合适的雪道和天气,那种御风而行的享受无与伦比。

滑雪是对我教益很大的一项运动,不是因为我在这项运动上有天赋,而恰恰是因为我没有天赋。我在学滑雪的过程中像任何一个不善于滑雪的人一样不断摔跤,以各种方式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伤痛累累,用最笨的办法一点点打掉身体里旧有的反射,建立新的平衡感。直到我能开始享受它的乐趣。

我对滑雪这项运动没有任何贡献。但在这个过程中,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类似的事还有很多。小时候我们家和很多北方的家庭一样会在过年时包饺子。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要和面发面,拌饺子馅,擀皮,而且有种种复杂的讲究。饺子馅要始终顺着一个方向搅拌,面要软硬适中,皮擀出来的理想形态不是均匀厚薄,而是中间略厚一点。所有这些我都笨手笨脚地做不好。

但在我记忆里包饺子几乎永远是一件愉快的事。任何家庭都有它的复杂之处,但动手去合作一件事,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动作和彼此的协调上面,那个快乐是简单和真实的。

我觉得这恐怕是大多数人更现实的救赎之道。一个人不总是能让自己的工作有意义,或者同人类的伟大征程发生本质联系。创造出新东西是困难的,命运可能既没有提供资源和天分,也没有提供位置和环境。但反求诸己是可能的,去动手,去克服自己的积习,改造自己的反射,克服不断分泌的多巴胺的诱惑,意识到平庸并不等于无聊和自鸣得意,付出努力去获取知识,获取灵活的身体,理解自己在这个快速变动的世界上的角色,不是为了忍耐,而是为了——如淡豹所说的那样——找到自己的叙事。

在这里我可以 echo 淡豹的结语,引用自帕斯卡:

「我只能赞许那些一边哭泣一边追求着的人。」

再加上另一句帕斯卡的话:

「一个人必须理解自己。如果这不能帮助他发现真理,至少可以作为生活的准则。而生活并没有更好的准则。」

你的世界是几维的?

Monday, May 08th, 2017

一、

两周前我在加州太浩湖畔的山里滑雪。虽然已经是四月下旬了,山顶的雪还是很厚实。缆车高悬在山谷中间前进,四面都是寂静的雪山峰顶,天空湛蓝透亮,一片白皑皑的雄壮山岭背后是太浩湖的波光。让人很容易忘记世界上其他角落正在发生的事。

「法国选举的结果出来了么?」安静的缆车车厢里忽然有人问。

「刚出来。」另一个人掏出手机看了看说道。「马克龙和勒庞进了下一轮。」

「头几名的得票数都差不多。」第三个人的消息显然更详尽。「勒庞差一点就是第一。」

缆车里除了我以外的几个人都是白人中年男子,彼此看起来也并不熟悉。大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说到勒庞的排外政策,川普的名字好像就在大家的嘴边打转,但并没人真的提到他。每个人都不知道其余的人是什么政治立场,谈及刚刚过去的美国大选显然不是件安全的事。紧凑的车厢里空气莫名变得有点紧绷起来。

「唉,雪场上别谈政治了。」一个人忽然说。大家哄然大笑,气氛又缓和了下来。

这是大选前后的美国社会里日常但又微妙的一幕。理论上说,美国人每四年都要经历一次社会的撕裂和弥合,对此早已轻车熟路。但这种撕裂的严重程度却正在随着时代发展急剧恶化。一项长期社会调查追踪了美国人能否接受自己的配偶和自己政治立场不同,上世纪六十年代时只有 5% 的人表示介意,2008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 25% 左右,2010年开始接近一半,到了2016年,你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希拉里的支持者和一个川普的支持者不彼此鄙夷,更不用说还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谈论政治了。

社会割裂的方向有时候是匪夷所思的。就在我滑雪的那个周末,全美国几乎所有大城市都组织起了捍卫科学的 March for Science,锋芒直指川普政府。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很难想象科学竟然能成为判断意识形态的一个指标。如果请当时的民众猜测哪个党的候选人会旗帜鲜明地支持科学,恐怕所有人都会一头雾水。但在今天,科学早已是泾渭分明的政治议题。就在游行前一天,马克龙在法国选战的紧要关头还贴出了英文声明来声援科学界:

对每个参与 March for Science 的人,我想对你们说:法国永远是科学和学术的故乡。面对与日俱增的不信任,科学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而法国也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我向你们保证,我将捍卫知识,进步,以及启蒙的价值。

而勒庞对这场活动不置一词,正如大家能预料到的那样。

二、

2002年,勒庞的父亲,国民阵线上一代领导人老勒庞出人意料地在法国总统大选首轮选举中位居第二,对决时任总统希拉克。

然后他迎来了毫无悬念的惨败。在当时的法国政坛上,老勒庞居于极右翼,希拉克处于中右,左翼由时任总理若斯潘领导。这种线性的排列反映了传统民主政治意识形态光谱的格局。在这种局面下,不慎在初选中落马的若斯潘当即宣布支持希拉克,整个政治谱系从中右到最左都归于希拉克麾下,孤立了极右的勒庞,年轻人在街上打出了「宁可要骗子也不要法西斯」的口号(希拉克常常被左翼称为骗子)。最终,希拉克在第二轮里以 82% 的选票赢得了史无前例的压倒性胜利。

乍看起来,2017年仿佛历史即将重演。中间派的马克龙和极右派的勒庞进入了第二轮选举,传统的右派政党领导人菲永和左派政党领导人阿蒙立刻表示支持马克龙,勒庞又像她的父亲一样被孤立在极右一隅。但和2002年相比,2017年有一个醒目的区别:极左翼的梅朗雄宣布中立,而他在初选中获得的20%的选票成了勒庞争取的重点。

政治光谱不再是一条直线,而是弯成了一个首尾相接的环。极右翼和极左翼试图合流了。

类似的趋势也发生在美国。川普能在大选中获胜,端赖中部州里白人蓝领工人阶级出人意料地倒戈。这部分选票本来不但是民主党的铁票,而且在民主党初选中倾向于支持比希拉里更左的桑德斯,却又在大选中投向了位于希拉里右边的川普。

大选结束之后桑德斯愤怒地咆哮:「失去工人阶级的选票,简直是民主党的耻辱!」但这只不过反应了在政治颠覆的年代里还在套用一维线性的意识形态光谱所带来的尴尬。政坛虽然仍然被习惯性地描述为左翼和右翼,但两党内部早已分崩离析,只维持着名义上的团结。工人阶级固然不愿意无条件支持希拉里,支持希拉里的那些硅谷的民主党新贵、城市职业精英和年轻技术移民们也会觉得,自己和密歇根州一个高中学历的白人下岗工人之间,也确实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啊。

众所周知,左翼和右翼的概念源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国民工会里议员座位的排列方式。这种偶然形成的一维结构具有惊人强大的生命力,几经革命还是一直坚持到了二十一世纪之初。法国虽然小党林立,历次大选最终总还是忠实地归队于左右对决。但这个结构看起来已经无法用来准确刻画今天的世界了。要描述一个典型选民的政治立场,需要用比左右更多的方向才行。

所以这个世界是几维的呢?

三、

大约一百年前,德国数学家豪斯朵夫问了一个看似奇特的问题:如何判断一个空间的维度。

在传统的数学体系里这问题没有意义,维度是在定义空间之初就预设好的。点是零维,线是一维,面是二维,诸如此类。

但豪斯朵夫的问题是,如果不是一个传统的连续空间,如果根本就是一个离散但密集的个体的集合,如果它的结构复杂混乱,不能简单刻画为一条线或一个面,我们该怎么定义它的维度呢?

他提出了一个极具洞见,既新颖又深刻的思路。在传统的几何学里,空间的大小是维度的的指数函数。一维空间如果尺度倍增,空间也会扩大两倍,二维空间尺度倍增之后会扩大四倍,三维空间会扩大八倍。依次类推。豪斯朵夫说:既然如此,就把维度反过来定义为空间尺度变化的对数好了。如果一个空间的尺度倍增之后扩大了 2 的 n 次方,就可以说这个空间是 n 维的。

这个想法的威力在于,它完全不需要这个空间有任何规整的几何结构,可以定义在任何曲折混沌的对象上。而维度甚至也不需要是固定的整数。在上面那个定义里,n 是被计算出来的,而计算的结果可能是任何非负实数,一个空间完全可以是 1.58 维的。也没有理由它一定在空间内部处处相等,维度是个局部的概念,不是全局的。

就这样,豪斯朵夫大大解放了人们对于维度的理解。他的洞察源于这样一个简单但又极少被重视的事实:古典的几何对象只能够刻画简单完美的形状,而现实世界要模糊晦涩得多。非整数维度并不是数学的臆想,恰恰相反,不完美的维度是大自然的本质,反倒是纯粹的点线面体才是数学家高度抽象的理想概念。正如半个世纪后将豪斯朵夫的观念发扬光大的分形几何创始人孟德布洛特所说的那样:

云朵不是球形,山峰不是锥体,海岸不圆滑,树皮不平整,闪电也并不是一条直线。

显而易见,这种超越规整结构,试图探究纷乱离散的空间的观念在根本上就属于现代。豪斯朵夫的论文发表于一战结束不久的1919年,整个欧洲都在面对古典体系的崩塌和浩劫中支离破碎的社会。就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在巴黎首演,粗暴的和弦和不规则的调性彻底告别了浪漫主义时期的古典音乐;毕加索正处在立体主义绘画创作的高峰期,竭力拆解几乎所有绘画对象的静态视角;德布罗意正在写博士论文,指出,任何物质都既是粒子也是波,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呼之欲出;维特根斯坦出版了名著《逻辑哲学论》,宣布:一切形而上学的陈述都是没有意义的。

虽然人们普遍相信数学是普适的,但数学观念的产生并不能脱离现实社会。豪斯朵夫的想法不会诞生在更早一二百年前的欧拉或者高斯的脑海里。如果外星人有和我们一样发达的数学,了解一下它们的社会发展到什么状态之后才出现了类似的概念,会是一件有趣的事。

四、

​如果要用同样的方式来理解社会,我们可以这样来粗略地定义维度:假定人和人的意识形态相似程度可以被度量出来,只要统计出一个人周围和他相似程度在一个特定距离以内的人数,把这个距离放大一倍之后的人数之比是 2 的几次方,在这个人的视角来看的社会就是几维的。

比方说:

一个理想中的所有人都紧密团结在一个核心周围的社会,扩大尺度并不会增加人数,所以这个社会是零维的。这是合情合理的事,一个万众一心的社会等同于它的核心,而单点当然是零维的。

一个简单的民主社会模型里,所有人排成从左到右的政治光谱,如果这个分布是均匀的,把尺度扩大两倍就刚好能包括两倍的人数,所以这个社会是一维的。如果他们的分布在这条直线上并不均匀而是更集中在中间派周围,其维度就还要更小一些,介于 0 和 1 之间。

一个更现实一点的模型是人们并不排成一条纯粹的直线,同时还表现出其余方向上的差异性。他们的分布更像是一个橄榄球的形状。在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期刊上最近刊发不久的一篇论文里,作者所描述的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光谱分布大致就是这个模型。其维度大致介于 1 和 2 之间。

但真实的世界恐怕远比这些模型都复杂得多,今日尤其如此。社会早已不再围绕着一个统一的中间派作为核心,而是分裂成若干各自为政的气泡,画地为牢,渐行渐远。在社交媒体的作用下,由于议题的变幻,这些气泡之间可以表现出复杂的合纵连横,但彼此已经不再有情绪的共振和精神的团结,昨日的联盟会是明日的仇寇。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视野中观察出的世界面貌可以全然不同,无法再用一个单一的维度和形状来描述它了,云朵和闪电也许才是更合适的比喻。

在古典观念熏陶下长大的一代人,往往会在这幅新的世界图景面前手足无措,甚至会对周遭的变化表现出惊人的麻木不仁。1989年12月23日和12月25日,柏林墙刚刚崩溃之后,伯恩斯坦受邀在西柏林和东柏林分别指挥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成为不朽的经典。欧洲的统一近在咫尺。《欢乐颂》在1985年被定为欧共体的会歌,进而在1993年成为欧盟的国歌。显而易见,历史已经终结,天下即将大同,《欢乐颂》的歌词即将成为现实。只有最悲观的人才会愿意预期,仅仅一弹指间,欧盟就将命悬一线,而纳粹将会卷土重来。

躲在一个气泡里的个体可以假定岁月静好,一切宛如昨日幻乐,但这往往是悲剧的起源。他看到的只是一个复杂屈折的世界在更低维度上的投影,一个对狂飙突进的历史湍流的简笔画般的描摹,一个更容易被媒体所采纳和记忆的粗糙叙事,一座层移倒悬重重折射下的海市蜃楼。而真实——如果真实仍然有意义的话——则掉落在幽暗深邃的维度的缝隙里。在那里,一幅粗粝斑驳扭曲异质的图景,会让一个在不经意的一瞥之间扭过头去的观察者惊骇和战栗不已。

2017年5月7日,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中,马克龙以二比一的选票比例赢了选举,他发誓要重建一个新法国,让极端主义不再有容身之地。《欢乐颂》在胜选集会上再次被奏响,这首诞生于两百年前的,代表古典浪漫主义最高成就的音乐作品,在今天仍然象征着人类对一个统一、和谐、进步、自由、平等、包容的世界的憧憬。

你更愿意相信,这是新时代的序曲,还是一阙旧日梦想的挽歌呢?

拉拉蓝

Sunday, February 12th, 2017

你没法对别人解释洛杉矶。

我在美国念书的第一个秋天里,和一群同样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一起去了一次格里菲斯天文台。那是每个洛杉矶人都了解的一个角落:在那里你可以俯瞰 downtown,可以看到著名的 Hollywood 大字标牌的背面,可以远远眺望太平洋。你仿佛拥有整个洛杉矶。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离开中国。我将会在洛杉矶度过最好的年纪,将要开始许许多多的崭新旅程,将要走遍这城市的各个角落,将要恋爱,将要做出有意思的研究,将要拿到我的博士学位。而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我站在格里菲斯天文台旁边的山坡上想,这里真土啊。

那时生活正在跃出一段崭新的弧线。我以为我知道我将要面对的所有可能性,并无丝毫畏惧。就像 La La Land 开场歌舞的第一段里那个姑娘唱的那样:

I think about that day,
I left him at a Greyhound station, west of Santa Fé.

We were seventeen, but he was sweet and it was true.
Still I did what I had to do.
‘Cause I just knew.

‘Cause I just knew.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洛杉矶的美开始澎湃地展现在我眼前。海边废弃的码头上海鸥翱翔起舞,棕榈树长长的叶子在天空中剪出凌乱的影子,宽阔的地平线直抵山脚,高速公路上红色和黄色的车灯奔涌入海,海风送过来微微的腥气,洛杉矶的灯火如星辰一般铺在脚下。这是梦和幻觉构筑的城市。

La La Land 是写给这城市的一封情书。你不必在洛杉矶生活过也会喜爱这部电影,但你生活过的话,就会知道里面那些细节有多微妙动人。你会想,天哪我是如此幸运,曾经见到过这一切。那轻灵温润的空气,耀眼的金色阳光,明亮舒展的色彩,和流淌于其间的阔大浪漫的梦想。

这是我曾经昂首阔步走过的地方。

但你也知道终于将会发生的事,闪耀着星光的彩色气泡无法一直存在,而生活终将改弦更张。紫色的傍晚天空转瞬即逝,青春也是如此。无论我对我的洛杉矶生活有多美好的回忆,无法改变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在洛杉矶没有预见到我后来经历的任何生活转折,而我当时所以为我要为之奋斗的那个未来和真实的未来近乎南辕北辙。

我最终离开了洛杉矶和洛杉矶的一切。

但生活并不止步于此。你知道没有什么 good ending 或者 bad ending,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选择,和伴随着每个选择而来的那个无可避免的 what if。正像电影里最后一段所展现的那样,那不是抽象的可能性,而是一段又一段具体而微的生活轨迹,是真实的家庭细节和职业道路,是餐厅里的烛光和欢声笑语,是无数个清晨的问候和午夜的叹息,是同样沦肌浃髓的血汗和泪水。它们永远消失在了命运的岔口里。

直到在机缘巧合的一瞥之间,你才能看到另一种生活的影子。它们不只是幻象,你意识到,定义此刻的你的不只是你做过的事,还包括你未曾选择的道路,爱过又忘记的人,那些纵横交错的人生轨迹,那些小心翼翼的叩问和放弃,那些你最终没有写出的文字,没有抓住的手,没有落下的吻。

你永远都不知道这是否值得。

多年以后,离开美国之前的最后一天,我又回到了洛杉矶。日落大道两侧的棕榈树挺拔一如往日,暮色里的灯火也同我的记忆里别无二致。我在沙滩上看着落日坠入大海,正像是我在美国的头几年里看了无数次的那样。我给一个也在洛杉矶念过书的朋友发信息说:

I have to say I’m so lucky to spend my last night in the States in this place. I didn’t really realize how beautiful it is when I came here several years ago as my first stop in America.

朋友回复道:

LA will always be here for you.

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但又像是只在转瞬之间。兜兜转转的千百种人生汇聚于此刻,如梦幻泡影。每个选择都可能是种错误,每种未来都隐约活色生香。要搞砸那么多次,失望那么多次,才换来这进退失据的当下片刻。

但至少,你在那些岔口面前沉吟过,你曾经放手一搏地尝试过。就像最后这首歌里唱的那样:

A bit of madness is key, to give us new colors to see.
Who knows where it will lead us?
And that’s why they need us.

And here’s to the fools who dream, crazy as they may seem.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break.
Here’s to the mess we make.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break. Here’s to the mess we make.

致那些破碎了的心,和跌跌撞撞的生活。